大数据观世|第1期：世界如何报道中国

研究简介

《媒介霸权、文化圈群与东方主义话语的全球传播———以舆情大数据GDELT中的涉华舆情为例》通过全球舆情大数据对西方涉华舆情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及其全球传播机制进行了分析。

研究发现，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涉华舆情延续了传统东方主义话语的内涵，将中国建构成专制主义的、人权问题突出的、对西方充满挑衅和威胁的形象。研究还发现，全球网络空间中的新闻信息传播同时表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和“文化圈群”结构，二者塑造了全球网络空间中涉华舆情的景观，“核心—边缘”结构使得霸权国家所建构的东方主义话语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扩散，而基于共同语言、文化接近性等所形成的文化圈群结构则弱化了西方政治话语在阿拉伯、俄罗斯和中东欧等区域中大部分国家的传播。上述发现有助于提升未来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重要概念——东方主义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一百多年前，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中，曾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在西方想象中，中国曾经是一个落后、愚昧无知、神秘、封建专制的“他者”形象。尽管中国形象较之百年前大有改观，但是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在西方媒介话语中仍存在被遮蔽的现象，东方主义话语批判对于揭示西方话语偏见有重要理论意义。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建立在对东方学的批判上。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美国家学术机构中以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和东方人为目的的一门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学科，它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政治色彩，以“东方”与“西方”二者之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为基础。东方主义的理论意义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这是从西方的角度认识东方，是一种从外部认识东方的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主观视角；其次，东方学讨论的“东方”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的东方，而是西方话语中的东方。东方学已成为西方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主义话语构建的中国形象背后涉及复杂的西方权力、利益关系，体现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在上述理论背景的观照下，该文将西方涉华报道纳入东方主义的分析视角下来理解，并尝试回答：在媒介转型与新媒体崛起的时代，西方主流媒体的渉华报道是否依然延续着传统东方主义话语的建构逻辑？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互联网大数据GDELT（GlobalDatabase of Events，Languageand Tone，全球事件、语言和语调数据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事件开放数据库，其信息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65种语言中的社交媒体、门户网站、网络论坛、网络新闻信息。

仅在2015年2月－2019年2月，该数据库已经汇聚了全球各种新媒体平台上大约9亿张网页的信息，数据量多达8.5TB。该数据库由谷歌开发者卡列夫·利塔鲁（KalevLeetaru）创建。自2014年以来，该数据库存储在GoogleBigQuery云平台上，本文主要通过Google Bigquery云计算平台对GDELT数据进行处理。

本研究所分析的数据主要包括GDELT数据的两种形式：一是半结构化信息，相关数据目前存储在GoogleBigquery平台上；二是根据GDELT数据库所提供的网页URL信息进行定向网络爬虫并获取的英文文本的原始信息，用于分析美国等发达国家涉华舆情的话语建构特征。该文通过安畅云部署了100多台服务器，借助通用网络爬虫程序将2015－2018年间所有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英语国家中的英文文本信息爬取下来，大约包括3.5亿篇英文文本信息。该文对美国东方主义话语分析主要来源于这部分数据。

研究方法

研究运用谷歌云计算平台与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全球互联网上各国的新闻网站、门户网站等所构成的电子化语料库为数据来源，以各国涉华报道信息为分析对象，聚焦于世界各国涉华报道的话语建构特征及其形成逻辑，回答新媒体时代“世界如何报道中国”的问题，并以国家之间的媒介信息传播网络及其结构特征为解释变量，解释西方话语的全球传播机制。

数据发现

数据发现——美国涉华舆情中的文本分布呈现极强的对抗性

从最重要的关键词组出现的频率来看，研究发现，“riseofChina”“againstChina”“threatofChina”是所有词组中出现频率特别大的三个关键词。这表明，当前美国的涉华舆情的宏观时代背景是中国崛起，这主要涉及“rise of China”这个关键词；而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是其公共话语关注的核心议题，所以与“againstChina”相关的话语建构才显得非常重要；应对中国崛起和遏制中国的一种重要话语策略就是在美国内外制造中国威胁论，形成国内的社会共识和在国际社会的动员。上述三个关键词的具体内涵及其内在关联大致是当前美国涉华公共舆情的总体特征。

数据发现——美国涉华舆情中“中国威胁论”的话语空间结构聚焦于经济与军事威胁

中国威胁论主要表现为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的话语，其他类型的中国威胁论，比如说科技威胁、网络威胁、环境威胁、意识形态威胁等话语的声音相对较弱。如果说军事与安全威胁是美国军方炒作的话，那么经济威胁则反映的是华尔街的利益诉求，两种声音反映了美国社会两大精英集团的利益诉求，由于各自的利益出发点不一样，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话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双重话语空间”。

数据发现——东方主义话语在不同“文化圈群”中分布迥异

在西方世界占据主导的语言中，东方主义话语的流行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非西方语言，这突出地体现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广泛使用的语言中，这些语言不但在英国、美国这样的核心国家盛行，而且在其联盟、曾经的殖民地国家广为流行，东方主义话语在这些世界主导性语言中广泛传播，所利用的恰恰就是共同语言所提供的交流便利性以及语言背后的价值观所提供的文化认同。比如说英语在印度和南非通行，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通行，法语在非洲通行等等，这些都为宗主国的媒介话语在其前殖民地大行其道提供了便利，这种分析结果与上文有关东方主义话语的国别分布结果大体吻合。

不过，在南欧和北欧等语言中，比如说在意大利语、芬兰语、瑞典语等其他语言中，东方主义话语的流行程度相对较低，说明这些语言中的东方主义话语相对较弱。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主导性语言的差异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可能导致相关国家尽管也是西方世界的成员（同属北约），但在媒介话语上却很难完全与英美等核心国家的步调一致，从而构成西方主导话语的“薄弱地带”，使东方主义话语在欧洲各国媒介中的分布呈现“碎片化”特征。

与东方主义话语盛行于西方主导性语言不同，这些话语在伊斯兰世界以及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流行程度相对较弱。该文计算了东方主义话语在上述两个地区各种语言中的分布特征，从概率上来看，在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印尼语中，以及在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的俄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等语言中，人权话语、专制话语、中国威胁话语、军事威胁话语的流行程度明显低于西方主导性语言。

数据发现——美英法主导了全球媒介信息互动网络及其结构

基于全球新媒体语料库中18亿个超链接，展示国家（包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地区）之间的媒介互动关系。在这个各国媒介超链接互动形成的网络结构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国家，节点越大，代表与其他国家建立的链接数量越多，在全球舆情空间中的话语权越大。节点与节点之间根据超链接互动数量形成边。节点之间因为联系密切，形成各种各样的凝聚子群和圈群结构，通过社区探索算法，我们一共识别出六个文化圈群，圈群内部超链接互动关系更加紧密。通过这张网络关系图，我们可以清晰地呈现当前新媒体中的媒介信息传播网络，通过对图2进行分析，我们既能看到经典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中“核心—边缘”机制所提供的洞见，也能看到基于地理区域、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圈群结构”（即网络结构中的“凝聚子群”）。

也就是说，当前全球新媒体互动所展示的全球传播秩序既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过去的“核心—边缘”机制，同时也展示了共同语言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在塑造媒介传播景观方面的重要意义。

研究结论

研究结论——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呈现何种分布特征？

在全球的分布特征，我们大体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盟友体系，以及高度依附于西方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主要是拉美和非洲大部分国家）所建构的中国媒介形象偏向消极负面，涉华舆情中的东方主义话语色彩浓厚；而伊斯兰世界和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的中国媒介形象偏向积极正面，东方主义话语不太流行。东方主义话语在全球的分布并不是完全按照“核心—边缘”结构分布，而是同时呈现出基于共同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圈群结构”特征。

研究结论——文化圈群如何与媒介霸权互动？

1．核心—边缘机制

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秩序依然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处于世界体系核心的国家接受了最多的超链接，这既体现了核心国家的媒介霸权，也体现了边缘国家的依附。处于核心位置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和信息控制能力，对边缘国家的媒介信息生产进行影响和渗透，使得边缘国家在媒介生产、议题设置等方面依然受西方主流媒体高度影响。

2．文化圈群机制

新媒体时代的全球媒介信息传播秩序正在发生快速转型，突出地表现为各大“文化圈群”内部信息密切流动机制的兴起，表明媒介转型与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交流逐渐兴盛，区域性文化圈群机制的活跃对于西方媒介霸权具有消减效应。

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自二战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话语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中国崛起过程中突破美国的话语霸权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前我国注重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上讲好中国故事。不过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科学研判西方话语体系，并根据其话语建构特征和全球传播机制，提出应对之策。本文的启示在于：当前正处于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同时媒介传播秩序在新媒体时代也在重构，在这样一个话语权重构的重要契机，结合全球网络传播的结构性特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对策建议

一是对外传播要善于利用新媒体信息传播的文化圈群特征，找准关键点。全球网络空间舆情信息传播表现出极强的文化圈群结构，不同文化圈群还存在一些核心节点，比如说西班牙在拉美圈群有重要影响力，意大利等国在欧洲圈群有重要影响力，俄罗斯在原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等地区圈群有重要影响力。因势利导，合理利用这些次级核心节点在各文化圈群中的重要影响力，有助于优化全球战略传播，抓住关键要点。

二是利用西方媒介霸权全球分布的不均匀特征和碎片化特征，寻找突破点。美国的全球媒介霸权与其盟友体系高度重叠。不过在具体议题上，其欧洲盟友和亚太盟友兴趣有所不同。另外欧洲大陆各国间话语体系也呈现出一定的“碎片化”特征，欧洲舆情空间并非铁板一块，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扩大中国在欧洲的媒介影响力，也是当前中国对外传播战略中可以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是抓住当前媒介转型的重要契机，寻找中国在非洲与拉美媒介影响力的增长点。非洲和拉美涉华舆情高度依附于西方国家，二者又是我国对外投资的重点。“中国威胁论”在这两个地区，尤其是在非洲地区甚嚣尘上，显然有损于中国的全球利益。当前，可趁新媒体兴起、媒介转型与5G时代来临的契机，推动这些地区降低对西方的媒介依附，提升其媒介自主性，有效提升我国媒介影响力。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