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四中全会与社会学有嘛关系?

2014-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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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依法治国的主题,四中全会举世瞩目,万众期待。普通如你我,为何对这高大上的会议如此期待?因为法治不仅是宏大的,也是具体的;它关乎国家治理更关乎百姓福祉。

法治与财富

法治与经济有什么关系?看似离得有点远,但假如你是一个想开公司的创业青年,也许会感受更深。时间就是金钱,尤其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好的商业创意,如果不迅速付诸实施,可能就会失去先机。这就要求政府得给力,一个证件办半年,黄花菜都凉了。

没错,法治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知道自己该在哪里收手,然后让市场活力充分涌流。世界银行曾经出具过一个报告叫《变化世界中的政府》,其中有一个结论:“一个国家如果具有稳定的政府、可预知的法律变动方式、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就会比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投资和增长。”

有一个法治良好的政府,就有一个讲究规则的社会,身处其间的民众才会焕发出创富的热情。这是一个常识。当然,这个环境除了社会环境,还需要制度环境,得有东西去激励人们造富。比如立法明确财富归谁所有、如何交易,用强有力的司法维护这些规则。否则,社会成员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说没就没,订立的合同说作废就作废,恐怕没有人敢去创富了。而这些,都是法治范畴。

因此,四中全会对法治建设的部署,尽管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却也与经济改革和民生事业息息相关。它释放出的改革红利,必将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进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法治与公平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追求。没有法治以前,人们靠英雄,比如“替天行道”的水浒好汉;还靠革命,比如“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近现代革命运动。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公平正义长期缺席,社会必将崩溃。

正义有时候会迟到,对福建小伙儿念斌来说就是这样,被羁押8年、4次被判死刑后,今年8月22日,他终于被宣告无罪释放。今年以来,一批长期久压不决的案件宣判,其中,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案”一律从无。此举释放出的进步信号,令人欢欣鼓舞。

让违法的人受到惩罚,让守法的人免于恐惧,是公平正义最基本的体现。期待四中全会对司法体制改革进行更全面的部署,以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办案,防范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冤假错案。

再进一步看,如果社会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社会结构严重板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也谈不上公平正义。如何打破利益藩篱,实现共同富裕?在当前,只能运用法治所包含的平等、民主、参与理念,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

法治与尊严

你肯定有过去政府部门办事吃闭门羹、看脸色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不仅关乎办事的效率,更关乎尊严。这似乎还是轻的。相信你肯定遇到过权力寻租的事情,手里有点权力就想着变现。官员渎职乃至腐败,让经济社会运行成本陡然增加,更重要的是,它对社会规则和社会风气的毁灭性打击。

所以你肯定对十八大以来的党风政风变化感到欣喜。进而又想,目前的天朗气清主要是高压的态势,让他们不敢贪不敢腐。怎么样能让他们不能腐败,形成一种新的常态呢?结论是靠法治,靠制度。此次四中全会或将对近两年来的反腐进行经验总结,并把成果固化,探索长效机制。

再进一步看,将公权力规范好了,法治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也才更有底气运起法治利器,进一步治理社会。有害食品、环境污染、黑社会捣乱??诸如此类社会阴暗面,或多或少都有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甚至因利益输送而形成保护伞的问题。

依法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已经成为破解许多社会难题的关键。

法治与安全感

喝点小酒开着车兜风,很爽。但当权利危及别人的时候,就需要义务出场了。“醉驾入刑”实行3年多,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一部善法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三年中,机动车年均递增1500万辆、驾驶人年均递增2000万人、道路里程年均递增12万公里,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发生涉及酒驾、醉驾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较“醉驾入刑”前同比分别下降25%和39.3%。

治理醉驾的实践最能注解法治的力量。法律能很好地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让公民有足够的安全感,现在,“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成为全民的习惯。

再进一步看,“徒法不足以自行”,要使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必须严格执法。近年来,破获湄公河大案、摧毁刘汉刘维特大涉黑犯罪团伙、打拐、打击电信诈骗、捣毁伪基站、治理网络谣言??执法机关依法惩治违法犯罪活动,让安全感实实在在地提高了。

十八届四中全会必将对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作出新部署,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要求。这可是关乎幸福感的大事。

你看看,这些都与咱们息息相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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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全会的政治和经济意图

改革

历史上看,历次四中全会的主题并不固定,主要由这一届领导层的具体需要来确定。比如1999年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讨论国企改革,当时正是江泽民、朱镕基力推国企改革的关键时刻。此次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与习近平的改革路线图相关。

去年三中全会提出“改革60条”,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司法改革被置于改革优先顺序。

负责改革的顶级机构中央深改小组,第二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则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而它的第一次会议是明确小组成员、工作规则和分工,没有讨论具体领域的改革文件。深改小组最初的几次会议连续聚焦司法改革,表明司法改革已成为撬动全面改革的龙头。

本次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可看作最高层前段改革逻辑的自然延伸。

意图

高层高调推进法治,有两方面意图。

一方面是政治意图。主要是打破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打破部门保护主义,就是在周永康案后要强化高层对政法领域的整体掌控,避免政法委这样的机构权力膨胀;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就是要强力推动司法垂直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司法程序的干预。两方面措施都指向强化中央统一权威。同时,司法改革要引入一系列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率,同时避免冤假错案的制度和技术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从而从根本上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是经济意图。许多外媒则分析指,四中全会强调的“法治”和“反腐”,是为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攻关”。耶鲁大学教授史蒂芬•罗奇19日对香港《南华早报》分析称,推进法治旨在排除改革重组中的既得利益干扰,避免地方政府权力的分散和滥用导致的资源错误配置和扭曲激励机制。路透社则认为,四中全会推动的司法改革将促成更多的客观的商业纠纷审判,有助于使私营企业和境外投资者在华获得平等待遇。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高层推动法治建设的路线图已比较清晰。一方面是通过《预算法》等法律的修正,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增强财政领域的法治化水平;另一方面则是调整司法权力配置,改善司法技术水平。四中全会关于法治建设的文件,料将继续围绕这两大方面展开。

人事

中共十八大闭幕以来,已有7位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落马。因此,四中全会铁定进行人事调整。

落马的七人中,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王永春、万庆良五人已经被宣布“双开”,对他们的处理决定将在四中全会上确认。蒋洁敏、李东生留下的中央委员缺额,将由十八大上得票数最高的中央候补委员马建堂(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作安(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递补。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除选举新一届领导层和决定国家领导机构建议名单的一中、二中全会外,三中、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全会都曾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调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主要包括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军委等)。

1978年以来,中共在四中全会上进行中央领导调整的次数最多,达到6次。除了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外,每一次四中全会都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调整。

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以来,中共中央换届制度渐趋成熟,在一届中央委员会届中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的次数和人数都大大减少,但在四中全会上进行人事调整的规模仍然最大。1994年、1999年和2004年三次“四中全会”涉及到一人辞职,增选了12位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共涉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13人次,超过三中、五中、六中和七中全会的总和。

1989年的十三届四中、1999年的十四届四中,2004年的十四届四中,都涉及到对中央军委领导人员的调整,在高层力推国防改革和军队反腐的当下,军事领导和指挥体系的调整备受关注,四中全会如对中央军委进行调整,将对中国军队和国防建设产生长远影响。

按照惯例,中纪委四次全会可能在四中全会前后举行。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纪委副书记是8人,此后中纪委副书记出现三次人事调整,王伟调任三峡办副主任,李玉赋转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而原上海市纪委书记杨晓渡则被增选为中纪委副书记。目前,中纪委只有7名副书记,在四中全会前后中纪委可能增补一名副书记。

经济

自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共确立了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的制度,这也意味着,除了会议主题以外,中央全会还会就影响全局的经济、社会乃至国际形势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波诡云谲。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尚未复苏,外贸和工业生产疲软,大量省份经济增长难以达到年初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就业形势比较稳定,显示在“新常态”下,第三产业占比增加增强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和吸纳能力。在经济形势“喜忧参半”的背景下,高层下一步经济政策的动向备受关注。

一般而言,全会会议公报涉及经济的部分,篇幅会非常短,可能出现在对过去一年工作总结之中。公报中的相关内容,可能释出一个多月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分信号,明年经济政策基调将会保持稳定还是出现微调,可能从中有些端倪。智谷趋势研究中心(微信号:zgtrend)分析,总体来看宏观政策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大,但财政刺激力度未来可能有所增强,尤其是对工业经济领域;货币政策环境将呈现中性略偏松的状态。

国际

2014年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乌克兰危机后,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趋于紧张,而中俄“战略接近”态势趋于明显,世界格局有滑向“两极化”的趋向;伊斯兰国、埃博拉病毒等新的变数给全球治理带来新的挑战;石油价格开始出现下跌,或给未来世界带来深远影响。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的当下,高层可能会在中央全会上讨论相关议题。国际社会新的分化重组将对中国产生利好还是利空,中国是否还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四中全会公报乃至于四中全会前后其他中共高层会议对当前形势的提法,或可体现高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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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来源于人民日报政文和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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